管理有其普遍性，也有其特殊性。管理科学本无国界，可用于西方的，亦可通用于东方，从这一普遍性的角度来看，实无所谓美国式、日本式或中国式的管理。然而管理哲学因受文化变数的影响，各民族有各自的文化背景，产生不同的理念，就这一特殊性的取向而言，中国式、美国式乃至于日本式管理，显然是实际存在而无法否定的事实。

    同一民族，未必有一致的理念。同样是中国的企业家，也各有一套自己的经营理念，既不能也不必加以统一；特别是中国人不到黄河心不死，绝不肯轻易认输，更造成了中国式管理各有一套的繁杂现象。不过，由于各有一套经营理念，形成各有一套经营管理方式，至少证明了经营理念控制经营管理方式这一无形却甚为有力的法则。

    中国人以“世界大同”为理想，并不倡导世界一同，便是早已洞察家人、民族以及世人都无法完全一同的道理，只能求其大同。“大同”后面省掉了两个字，说得完整些，应该是“大同小异”。人类心理原本“同中求异，异中求同”，所以世界上各民族的理念大同小异，而同一民族各分子间的理念亦属大同小异，不可能完全一致或绝对不相同。

    人类为求生存，似乎不能避免冲突、竞争。西方哲学家有鉴于此，从亚理士多德时代开始，即以“吾爱吾师，吾更爱真理”为名，一人一说，各执己见。中国先哲，在生存竞争之外，更进一步觉察到生活互助的必要性与价值，率先励行，在学说纷纭之中，做到王弼所说的“统之有宗，会之有元”。所谓儒、道、墨、法诸子百家，只是在学术研究、讲求理论时才有较为严格的划分，而在实践中已经融汇，分别挂搭在适当的层次，汇合成一股以儒家为主的、积极肯定生命价值的道德洪流，形成了中国人普遍共有的理念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