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们这代人出生在动乱的〔1〕超现实主义文学生活中。第一次世界大战后，激动情绪大量涌现。文学受到束缚。看来，文学本身孕育着一场革命。

我的研究内容严谨，是一个成熟人的作品。

研究的深刻意义在于，它反映当时青年一代的动乱思想，是时代的强烈回声。

我认为，这些研究文章(至少在初期)，能在《评论》杂志上发表很有意义。这家杂志的严肃性是公认的。

必须说明，有些文章有时需要重写，因为当初我的思想常呈纷乱状态〔2〕，只能作模糊的表达。动乱是基本的。这是本书的看法。然而，现在〔3〕到了清醒的时候了。

是时候了……有时似乎是时间不够，至少是时间在催促〔4〕。

这些文章是我努力寻找文学方向的成果……

文学是本质，否则就不是文学。恶——尖锐形式的恶——是文学的表现；我认为，恶具有最高价值。但这一概念并不否定伦理道德，它要求的是“高超的道德”。

文学是交流。交流要求诚实。按照这一概念，严格的道德来自对恶的认识，这一认识奠定了密切交流的基础。

文学并不纯洁，它有过错，应该承认这点。只有行动才有权利。我想表明，文学是找回来的童年。但是，童年处于支配地位时，是否具有真理呢?由于行动的必要，出现了卡夫卡的诚实。这种诚实不要求任何权利。无论冉奈的作品有何启示，萨特的辩护对他来说，都是不能接受的。最后，文学应当自我认错〔5〕。

这里缺少关于《马尔多罗之歌》的论文。但问题已较清楚，看来没有必要引述。需要说明的是，有的诗与我的立场吻合。《洛特雷阿蒙诗集》不也是“自我认错”吗?诗使人惊异，但明白易懂，这不正是我的观点吗?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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